试图揭示叙事/故事的非工具性，从其“在手状态”的可靠性中剥离出更源始且无目的的“上手过程”，于是叙事建立世界的创伤性成为焦点；血红的墨水、锋利的笔尖，以及其他左冲右突的形象，在具象化甚至人格化这种创伤性遭遇时，又需凭借一众青涩少年的见证和转述来确证其存在，因而痛苦的、动态的、歇斯底里的（或许是受影片类型的限制）阴性书写成为萨拉和斯黛拉前后承继的纽带。虽然故事主题——阴性叙事的流动与创伤，在结尾的“人类学报告”连贯且渐隐的字迹，我和闺蜜在KTV被八人伦连续却微颤的声音中得以再次加强；但萨拉哀嚎着消散，绝非是对创伤释了怀，更像是对自传体原子化的个人主义的弃绝，但无奈也只能是悖谬地奔向人造理性结构。